五言七言诗简介

（一）五言诗 

    五言诗形成于汉代，源出于乐府，形成于《古诗十九首》，繁荣于建安时代，普及于六朝。五言诗在其发展中格律化的因素逐渐增多，次第向律诗转变。
    五言诗的定型使诗歌由自由向格律的发展又迈出了一大步，与四言诗相比其标志是：
    1、在押韵的规则方面更加严格，除了首句可以变通之外要在偶数句末尾押韵，一般以不换韵为正格，但篇幅特长的叙事诗也允许换韵；
    2、在句子规模上实现了拓展并且以篇章句数成双为主流；
    3、在节奏形式上形成了以“双音步”为主同时缀入“单音步”的新模式，增强了语音上的流畅感；
    4、以对偶、声律等手法的逐渐推广为特征，不断向更加格律化转变；
    5、篇章规模极大地拓展，特别适用于叙事，产生了《孔雀东南飞》这样的鸿篇巨制。
    四言诗的节奏，是由两个双音步构成，没有变化，单调死板。五言诗则不同，它在两个双音步之间或者之后，插入或者添加了一个单音步，“插腰”和“添尾”两种节奏形式交替出现，节奏形式形成了变化，产生了流畅感：
    江南/可/采莲，莲叶/何/田田，
    鱼戏/莲叶/间。
    鱼戏/莲叶/东，鱼戏/莲叶/西，
    鱼戏/莲叶/南，鱼戏/莲叶/北。
    ——汉乐府《江南》
    五言诗在双音步基础上增加了单音步，是诗歌节奏的革命，为扩大诗歌的艺术表现力、感染力产生了质变的影响。
    从汉乐府《江南》、《长歌行》、《君子行》、《陇西行》、《饮马长城窟行》等到《古诗十九首》，汉代五言诗的总体风格是平白自然、朴实无华；虽然也用对偶，并广泛采用重声迭字、互文见义等修辞手法，但都不是刻意追求的，而是顺乎自然的。这种风格在晋代诗人陶渊明的诗歌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，使古体五言诗的原有艺术特征得以延续。
    建安三曹七子，时逢乱世，他们继承了汉五言乐府和《十九首》的形式，用以反映深刻的时代现实、社会生活和追求和平发展的思想感情，内容上跳出了个人的狭小天地，在取得突出艺术成就的同时，取得了巨大的思想成就，创造了古体五言诗最辉煌的时代。其最有成就者首推曹植。
    魏晋之交的阮籍，在曹氏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的严酷斗争中处于夹缝间，不仅抱负无法施展，自身安全也难以保障，转而研究老庄，用隐约曲折的手法倾泻痛苦与愤懑，开了玄言诗先河。
    由于《昭明文选》所收录的诗歌主要是汉代以后的五言诗，所以后人也把五言诗称为“选体”。五言诗产生以后，大量的创作实践形成了不断格律化的趋势，经过“永明体”等中间过渡形式，渐渐演变为完全格律的近体诗。
    五言诗的篇章规模，虽然有《江南》这样的单数句，但后人很少模仿，一般是双数句构成，而且总句数往往是四的倍数。自曹植的《七步诗》起，六句篇章的也成风气。因为曹植是最早的五言古体诗大师，后人以为典范，模仿者甚多。唐代众多大诗人都采用过这种形式，而且名篇不少。四句成篇的古体五言绝句也不少，早在汉代就有，南朝乐府民歌多用这种形式，唐代古体五言绝句也很多。
    中长篇古体五言诗，更适合于叙事。最早的五言乐府如《陌上桑》、《董娇娆》、《上山采蘼芜》、《十五从军征》、《羽林郎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等，都是叙事诗。这种叙事传统，在唐代大诗人杜甫的《羌村三首》、“三吏三别”和白居易的“新乐府”中被继承和发扬。
    从五古到五律的演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格律化诸要素的萌发、成长、发展和定型，从南朝刘宋时代起，直到初唐才完成。谢灵运、谢朓、沈约、王融、庾肩吾、徐陵、江总、张正见、何胥、陈昭、沈佺期、宋之问等诗人，分别做出了不同的贡献。
    首先是谢灵运，他的突出贡献是借鉴骈体文的形式特色，推动对偶手法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的广泛采用。对偶作为一种修辞手法，早在古歌谣、四言诗、杂言诗中就经常被采用，但那只是一种普通的修辞手法，对诗体并无意义。谢灵运的诗则不同，他的《述祖德》、《七里濑》、《入彭蠡湖口》等大批作品，都高密度地采用对偶，使对偶成为一种基本的、广泛的、主流的修辞手法，为律诗对仗规则的形成开了先声。
    谢灵运以后，文人诗歌争相效法，大量采用对偶手法，为后来形成对仗的格律奠定了实践基础。
    南朝时代崇尚佛教，古印度文化对汉民族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。在引进佛经的过程中，也学习了印度梵音学。齐永明年间，周颙研究发现了汉语的平上去入四种声调，始着《四声切韵》。与此同时，谢朓、沈约、王融共创“永明体”，在继承谢灵运广泛采用对偶的成就中，首创声律理论。
    特别是沈约，提出了“四声八病”的学说（八病是：⑴ 平头，即五言诗首句和次句的前两个字同声；⑵上尾，即首句与次句的末一字同声；⑶蜂腰，即一句中第二个字与第五个字同声；⑷ 鹤膝，即第一句和第三句末字同声；⑸大韵，即同一联中用了和所押的韵同韵部的字；⑹小韵，即同一联中用了同韵部的两个字；⑺旁纽，即一联中有两组迭韵；⑻ 正纽，即一联中有两组双声），为五律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。“八病”之说，前四种的实质是“平仄粘对”：为了避免“平头”，上句“平平”下句就当“仄仄”；为了避免“上尾”，上句末是“仄”，下句末就必须“平”；这样一来，一联中两句平仄相对的模式就基本形成了。
    谢朓则在创作实践中推出了一批清新绚丽的成果，为后人的创作树立了榜样。如《晚登三山还望京邑》，运用对偶的密度已经比谢灵运要大了，而且“喧鸟覆春洲，杂英满芳甸。”一联的平仄完全是标准的律句。再如《入朝曲》，不但运用对偶的位置和五律相同，而且前四联“逶迤带绿水，迢递起朱楼。飞甍夹驰道，垂杨荫御沟。凝笳翼高盖，迭鼓送画辀。”平仄的相对、相粘也基本上合律。
    继谢朓之后，庾肩吾、徐陵、江总等诗人，在创作实践中把这种有别于五古的新诗体共同推向成熟，他们的许多作品，在艺术形式上已经酷似律诗。阴铿的《夹池竹》、《昭君怨》，徐陵的《斗鸡》，庾信的《舟中望月》等20多首五言诗，都暗合五律规格。隋朝和初唐一些诗人的五言诗，暗合五律的就更多了。薛道衡的《昔昔盐》，已经是严格的五言排律了。
    上述作家作品，在文学史研究中，受到的批评远多于褒奖。这种批评主要是就其内容而言。的确，就内容来讲，这些诗人的作品多数成就不高，甚至有不少消极成分。但这不足以抹杀他们在艺术形式创新上的贡献。律诗的定型，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，如果没有这些诗人的探索、追求和成果，也不可能有盛唐时期近体诗繁荣的巨大成就。
    唐代近体诗定型以后，古体与近体严格分野，多数诗人在创作古体五言诗中，尽量回避近体诗格律要素，以保持古体本色。
    唐代古体五言诗，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成就最高，刘长卿、韦应物等人各有千秋。
    五代以后，作五言古体诗的诗人渐渐稀少，名作萧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