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代名医施今墨医德医术二三事

　　施今墨（1881～1969），祖籍浙江萧山县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、教育家、改革家，北京四大名医之一。
　　辨证论治，是中医特长。施今墨在实践中感到：“八纲辨证并不完善，气血是人体的物质基础，十分重要，应该补充到八纲之中”。因此，提出十纲辨证，即“以阴阳为总纲，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”。天津曾有一妇人血崩，血出不止，在医院里止血药、止血针无济于事，将其倒悬、堵塞，血亦渗出，人皆束手，求治于施今墨先生。他认为‘气为血帅，血随气行’，急当固气。故亦用老山参浓煎频灌，终得血止人活。有人以为人参可以止血，就把人参当止血药用，再遇崩漏，必用人参，结果不但不止血，反生他症而不自知。所以，施老先生说：“人参用之得当可以起死回生，用之不当亦可伤生。当与不当，在于辨证。”施老先生之认证准，施治确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　　施今墨先生治病时不具成见，根据病情，该寒就寒，该热就热。兼采中西医理和各家之长，旁及民间疗法和单方草药。敢于创立新法新方，每奏奇效。1928年初春，他出诊天津，为一位50岁患者治病。该患者已高热十余日，西医诊为肠伤寒，中医诊为湿温。施今墨见患者口唇枯裂，面目黧黑，神志昏蒙，时醒时迷，大便秽溏，污染袴褥，呼吸促急，脉细如丝，生命垂危。索前医方剂视方，清解、调和、芳香透络、消炎、泻热、通利二便，各种必用之法无不遍施；桑菊、银翘、三黄、石膏、安宫、紫雪、至宝各种必须之药，无不遍选。而病势日重，原因何在？他经详尽辨析，认为前医祛邪与扶正的关系处理不当。攻邪怕伤正，结果攻邪不力反留邪；扶正怕助邪，结果扶正不力正愈伤，屡成助邪伤正之势，导致正气衰微。他决定祛邪扶正同时并进，充分祛邪，大力扶正。嘱用大枝西洋参三钱（约9．4克）浓煎，送服局方至宝丹一丸。好似于灰烬中利用星点火头，吹火燃薪，气大亦灭，气小亦灭。施今墨凭自己数十年功力，遣方用药，终使“死灰复燃”，患者仅存微弱阳气，复发勃勃生机。当西洋参累计用过三两（约94克），局方至宝丹服过十丸时，患者热退眠安，神志清醒，饮食恢复，大便成形。原方再用一周后，加入饮食调养，月旬遂告痊愈。施今墨于临床体会：局方至宝丹化痰、醒脑、退热、兼有解外邪之功；西洋参扶正而滋阴，药性和缓，用于久虚伤阴之人甚当。此人此病选此药此量，证药相对，药量适当，可谓丝丝入扣，起死回生。
　　施今墨先生医德高尚，对病人充满爱心。有时他自己病了躺在床上，还对学生们说：“不要将远来的病人拒之门外，实在病重领进来我给看看”。他对同道非常敬重宽厚，从不贬谪他人。有患者拿前医处方请其评论，他则说：“方开得不错，各人有各人的路数，你也可以服我的药试一试……”。天津有位富商得了重病，请陈方舟医生给他开了个药方，要他连服三剂以后再来复诊。商人服完三剂以后，觉得病症仍然没有好转，于是另请施今墨先生为他治病。施老先生诊脉以后，又看了看陈方舟医生开的药方，只见药方上写着：“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甘草”四味。于是告诉富商可以仍按此方连续服用。但是，富商连说不行，硬要施老另开处方。施今墨发现眼下无法说服富商，只好挥毫写下这样一张药方：“鬼益、杨枪、松腴、国老。”商人高兴地走了。富商按施今墨的嘱咐，连服了二十剂以后，病果然好了。于是，携厚礼向施老致谢，施老却要他去感谢陈方舟医生。富商不解，施老告诉富商，他所开的处方，实际上就是陈方舟医生开的处方，只是换了一个说法并增加较多的剂数而已。施老处方上的“鬼益”就是“人参”，“杨枪”就是“白术”，“松腴”就是“茯苓”，“国老”就是“甘草”。这四味药俗称“四君子汤”，是用来补气的。商人一听恍然大悟。
　　施老先生的高明之处，就在于能够掌握患者的心理，灵活运用“中药隐名”，使病人安心服用，配合治疗，达到药到病除之功效。